失忆之前,让我对你说三个字
“尽管我的母亲晚年饱受疾病困扰,但是这部电影的焦点并不在于病痛,而在于她的爱情。”谈起自己执导的纪录片《勿忘我》时,大卫·西夫金曾这么描述。
自从母亲被确诊为阿尔兹海默症以来,大卫就有了三个身份:儿子、看护者、纪录片导演。可以说,母亲的病在一定程度上成为了大卫陪伴父母和记录父母生活的契机。
当他把镜头对准父母的时候,疾病和生命、爱情和婚姻、陪伴与责任这些宏大的命题,似乎都开始有了不一样的含义……
撰文丨苏黎黎
编辑丨夏末
出品丨
生病的老小孩
日复一日的生活中,母亲格蕾特或许很难感知到疾病是如何一步步吞噬着自己的记忆,但在儿子大卫眼中,格蕾特的记忆力随着每一次见面节节败退。
尽管一直定期接受治疗并服用药物,格蕾特看起来似乎还是与这个世界脱轨了。她经常走神,上一秒还在和医生沟通,下一秒就会不自觉地闭上眼睛。
患病后,她整个人懒懒散散,情愿整天都赖在床上,丝毫不管医生多多活动的建议。
早上,儿子大卫发来散步邀约:“今天天气不错,我们出去走走。”
躺在床上的格蕾特没有回应,并摆出一副“您的好友没有上线”的样子。
大卫只好再唤一声母亲的芳名,这下格蕾特回应了,“我现在不想出去,我现在累了,就是累了。”
大卫只得循循善诱:“我们刚起床,你已经睡了一夜,我们还吃了美味的早餐,吃饱了该散散步。”
格蕾特依旧闭着眼睛,淡淡地说:“吃饱了要散步,确实没错,可我现在毫无兴致。”说完她欠了欠身子问大卫:“你还来(叫我)吗?”
大卫:“我会再来的,你睡会儿,我们十分钟后再出门。”
格蕾特:“What?十分钟?太快了我不行。”
大卫:“那十五分钟?”
格蕾特:“好吧,我尽力。”
不仅对于儿子提出的散步活动推三阻四,就连专业治疗师也无法顺利将格蕾特从床上“捞”起来。
治疗师提着格蕾特的鞋,问她:“想去花园逛逛吗?”迎来一阵沉默,治疗师试探:“Hello?”
格蕾特还是躺着,闭着眼睛说:“我身体不舒服,因为疼。”
“哪儿疼?”
格蕾特突然睁开眼说:“我不告诉你,因为我谁都不告诉。”边说边露出了老顽童一样狡黠的笑,说完又马上歪过头闭上了眼睛。
面对小孙子,格蕾特也“冷酷到底”。
小孙子模仿怪兽低吼,在地上爬来爬去的时候,她“一脸嫌弃”地说:“他们应该保持安静。”小孙子吹口琴时,她闭着眼说:“吵死了。请安静。”
生病后,格蕾特变成了十足的小孩,行动缓慢、会偷懒、爱撒娇,还不听医生的话。
很多过去的事情她都忘记了,甚至不认识自己的家,生活能力也慢慢丧失,上下楼梯都感觉费劲。
“什么都做不了,事情太难了。”她笑着说。
开放式的婚姻
在拍摄这部纪录片之前,大卫一直认为父母是天造地设的一对,他们的婚姻幸福美满,直到后来才发现,两人都曾在爱情中出轨过。
年轻时,格蕾特曾在北德电视台工作,是当时第一批女性电视主持人,她还拥有一档自己的栏目。当时的马尔特(大卫的父亲)是一位崇尚自由的大学教授,英俊潇洒。
后来他们相遇相爱,结婚时就约定好要过开放式的婚姻生活。婚后,他们很珍视婚姻中的距离感和独立性,俩人都有各自的卧室。
他们认为——婚姻生活是可以出轨的,只要确保在这个过程中不伤害对方,或是不要完全忽视对方的感受就可以。
格蕾特曾是苏黎世革命建设组织(RAZ)的领导成员之一,她呼吁国家进行社会主义改革,也十分关心受压迫的第三世界的人们,曾极力为数百名智利的政治难民奋争,使其得到接纳。
她有自己的思想、知识丰富、追随国际思潮,吸引了组织里的另一个成员彼得·尼格利的注意。
慢慢地,格蕾特和彼得互生好感,两人维持了一段时间的婚外恋。
相较于妻子,丈夫马尔特的婚外恋似乎更加“疯狂”,而且,这段感情也差点导致整个家庭分崩离析。
当时,马尔特的新欢已经和丈夫离婚,并且一心想让马尔特和格蕾特离婚,所幸最终,马尔特还是选择回到了原配妻子身边。
直到两人年老后,家庭相簿里也还放着各自的男女朋友的照片。
马尔特还指着其中一张男性的照片告诉儿子,自己当时很嫉妒他,这个“他”就是格蕾特曾经的男友。相簿翻了几页后,又是马尔特以前的婚外女友的照片。
大卫问父亲,当时母亲也嫉妒吗?马尔特说:“不知道,至少我从没看到过她表现出嫉妒。”
如今时过境迁,开放式婚姻早已成过去,俩人携手走入暮年生活。
在照顾格蕾特时,马尔特发现了妻子的一本日记。
妻子格蕾特在日记中坦诚表示自己曾想放弃婚姻,她对丈夫最大的不满是做事没有计划。生活中的一切大小事情,包括填写财务表格、制定旅行计划、孩子教育学习等,都是格蕾特来打理。
格蕾特和孩子们
日记中还记录了马尔特与其他女人的感情,虽然格蕾特从来没有真正抗议过,但其实她当时饱受困扰,所以才会在日记里写下这些。
看完妻子的日记后,马尔特对镜头背后的儿子说:“现在我意识到我错待了格蕾特,她没有得到她配得到的更好的爱。”
这本日记让马尔特重新认识了自己的婚姻。
虽然马尔特曾表示:“我的生命里不能只有一个女人”;虽然格蕾特笑着说:“谁都有梦中情人”;虽然两个人都曾说过:“我不会生气嫉妒。”
但是婚姻这个命题太复杂了。
脑海中的橡皮擦
格蕾特患上阿尔兹海默症后,“搅乱了”丈夫马尔特对晚年生活的畅想。
在他原本的规划里,退休后的生活应该潜心学术、游历世界。
现在他的生活重心全落在妻子格蕾特身上,给爱人梳头发、剪指甲、铺床、洗脚成为日常;此外,还要劝她吃药、鼓励她外出、重建她的信心。
即便贴心如马尔特,也无法留住自己在妻子脑海中的记忆:
格蕾特时常分不清丈夫和儿子,经常牵着丈夫马尔特的手问:“马尔特在哪里?”当马尔特告诉他我就是你丈夫时,她又回过头看向儿子,喃喃自语:“我以为他是……”
父亲去瑞士度假后,照顾母亲的重任就落在了大卫身上,他竭力适应母亲的生活习惯,同时为了让母亲的身体和思维处于活跃状态,他不断鼓励母亲做更多事情。
他会鼓励母亲做各种伸展运动,带着她做家务、外出郊游、家庭聚餐,闲暇时给母亲弹吉他、剪头发。
状况渐佳,于是大卫制定了更高的目标——带母亲游泳。
然而到了泳池,以前每周游泳两次的格蕾特说什么都不肯下水,看着水面她感到非常恐惧。
格蕾特虽然记不清很多事情,但她还会记得童年的故乡斯图加特。为了找回母亲的记忆,大卫带着她来到斯图加特的姐姐家聚会。
在姐姐家里翻看童年的老照片时,格蕾特看到照片上的父亲,一眼就认了出来,很坚定地说:“他是我父亲,如果他还活着,我依然会很爱他。”
格蕾特还能记得父亲是在她很小的时候死于战场的,尽管父女俩的交集并不多,可童年往事依旧深深刻在她的脑海里。
爱和责任
面对阿尔兹海默症这种不可逆转的疾病,大卫和父亲心有余而力不足,看着格蕾特慢慢丧失生活能力、慢慢忘掉自己……巨大的无力感时常笼罩着他们。
这种渐进性病变仿佛一个诅咒,在缓慢的时间里,格蕾特一直都在和亲人告别,究竟哪种方式对这一家人来说才是最佳选择?
最初,马尔特一直尽心尽力照顾妻子,直到心有余而力不足的时候,他才请来了护理人员和自己一起照顾格蕾特。
严峻的现实问题摆在眼前,就像马尔特的妈妈说的:是送到疗养院让专业人员照顾更有效果,还是让马尔特在家里照顾更有效果?
马尔特自己也已经是70岁高龄的老人了,他的身体又是否能照顾好自己和格蕾特呢?他期盼的晚年生活和享受人生,是否就要牺牲了呢?
再三思量之后,格蕾特住进了疗养院,健康状况好转的同时,她的精神状态也好得惊人。她开始不再一直赖在床上,经常自己在走廊里转来转去,还不会迷路。
格蕾特在疗养院
或许她在这里生活会更好,然而时间长了之后,大家却发现家人之间的距离越来越远,亲情越来越陌生。很多事情还没有和格蕾特交流分享,如果哪天不幸来临更是来不及说再见。
最后一家人再次商量,将格蕾特接回了家。马尔特重新请来一位护工,大家相处很融洽。护工经常轻轻拍格蕾特的肩膀,拥抱她,安慰她。这样的照顾,让格蕾特变得更加开朗。
夫妻俩和护工一起吃早餐
格蕾特的疾病,也在无形中拉近了家人之间的关系,一家人开始思考“爱和责任”的含义,开始用新的、更直接的方式表达感情。
在这个过程中,母亲格蕾特做了一件从未做过的事:她第一次对丈夫马尔特说“我爱你”。在这对夫妻长达40多年的婚姻里,她虽然深爱他,却从来没有直接表达过,最后却在快要“失忆”时倾诉了出来。
影片最后,马尔特带着格蕾特在结婚纪念日那天,重回德国汉堡,这里是两人相识相恋的地方,他们坐在曾经住过的老房子前,一切似乎又回到昨天。
当记忆比生命先离开,请你记得我爱你。这是导演大卫的一本“家庭私人影像志”,也是他留给父亲母亲的一封长长的信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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原载于:谷雨影像
编辑 / Sunny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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